《廣州民國日報》1924 年7 月15 日發(fā)布了《政府對農民運動宣言》一文,表達當時國民黨政府對農民運動的態(tài)度:“本政府(按,指國民黨政府)為代表全國民之利益,貫徹三民主義,實行國民革命,故在革命期間,本政府有督促全國民,加入國民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在農講所畢業(yè)后到1924 年年底,有關黃學增這段歷史的記錄史料似乎不多,除了上述提到的10 月20 日國民黨中央執(zhí)委會第56 次會議的記錄及11 月5 日至12 日社會主義青年團廣東區(qū)委代表大會記錄外,或者還可以考慮到11 月農講所舉行畢業(yè)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經過宣講員養(yǎng)成所、農講所的理論學習,以及南路、寶安等地的黨建工作、農民運動、國民革命等工作經歷后,黃學增迅速成長起來,其工作能力獲得了當時國共兩黨的認可,隨之頻頻以政府代表身份時常出現在公眾活動舞臺中去。192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中共“二大”明確指出:“中國三萬萬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因素”,“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,那時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”。[6]1923年6 月,中共三大宣言繼續(xù)指出,中國迫切需要一個民主革命,因此,“擁護農民的利益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1925 年4 月2 日,時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的廖仲愷發(fā)表《關于農民運動之通告》一文,內稱:“查現在革命政府勢力所及之地,已有協會組織者計二十二縣,會員人數逾二十萬。似此廣大之民眾,勢不能無一指揮機關以為統率。章程上明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按照國民黨“一大”的設想,每一年國民黨都應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。但當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期(1925 年1 月)時,卻正是孫中山北上謀求全國統一、正病臥北京之時,大會遂不能如期舉行。1925 年5 月18 日,國民黨中央執(zhí)行委員會全體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西方有學者談道:“通過設想人類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狀況,并成為自身存在的唯一主人,現代性向否認和排斥任何一種不滿意和不公正的條件敞開了大門。僅僅由于假定的非人的或超人的起源或基礎,任何一種痛苦在原則上都無法逃避譴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根據1924 年中國共產黨的文件精神:“我們在國民黨改組以后更加以努力扶持他們,不可因他們以往的缺點,預存嫌惡藐視的心理?！军h同志在國民黨能盡所職,引起國民黨員都能盡職,使其真變成一個有組織能行動的黨,我們加入國民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有西方學者說道:“基于長期的實踐經驗,農民自己已經積累了很多有關農業(yè)周期的每個方面的實際知識,包括種植和收割每一種作物的最佳時間和地點等等。事實上,這種知識通常與經驗有著極為緊密的聯系,因此對絕大多數農民來說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1924 年,在國共合作形成之后,鑒于形勢的發(fā)展,中國共產黨認為:“在發(fā)展國民黨組織之時,關于本黨組織之發(fā)展,當然不能停止,但介紹新分子加入本黨時,須十分慎重選擇,凡非對于本黨主義、策略及黨之紀律充分明了其懇切的愿意服務本...[繼續(xù)閱讀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