華北大學遷入北平后,第二年10月與中國政法大學合并,正式成立中國人民大學,成為新中國創(chuàng)辦的第一所新式大學。從此,戴逸的學術生涯都奉獻給人民大學這所高等學府,雖歷經磨難、坎坷,卻永生不悔。新中國剛解放,全民學習馬克思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1958年這一年,青年史學家戴逸可謂三喜臨門,首部代表作《中國近代史稿》第一卷贏得掌聲一片,并榮任人民大學老校長吳玉章的學術秘書,同年搬進鐵獅子胡同大院的教工宿舍。鐵獅子胡同大院舊稱“鐵1號”,也就是后來的張自忠路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在歲月的磨礪中,戴逸摸索著前行的方向。作為青年史學家的戴逸,在與史學界前輩們的交往中,受益匪淺。1963年初夏,戴逸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史學家郭影秋。身為學者型的高層領導的郭影秋,解放后棄政從文,成為南京大學深孚眾望的校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,人民大學遭到極大的沖擊。曾任朱德總司令秘書的孫泱副校長,被誣指為特務。緊接著,郭影秋副校長也被憑空捏造的所謂“二月兵變”誣陷,幸得中央老一輩領導出面澄清。400多名一向積極教學、科研工作的學校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漫長的干校生活,終于迎來了令人興奮的一刻。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轉變,一批又一批的干校戰(zhàn)友整理行裝,回到北京。至1973年,人民大學教職工全部返回北京。戴逸下干校時帶去的一套英文版毛選,早已熟稔在胸。與毛選一起塞進行囊里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間,學術自由被無端踐踏,學術規(guī)則被無情破壞,與社會科學其他領域一樣,清史研究也出現(xiàn)滯步,甚至后退?；氐奖本?正值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,整個國內大環(huán)境仍是動蕩不安,“批林批孔”、“批儒評法”的運動惡浪此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《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》的出版,意義重大。在歷史的關鍵時刻,這部書披露了許多史書上所未記載、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(jié),澄清了中蘇邊界上有爭議的問題,為中國政府在中蘇邊界談判中,提供了翔實、有力的邊界談判依據(jù)。同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歲月流逝,歷史的“斯芬克司之謎”,使得賦有國家、民族、歷史責任感的史學家傾力奉獻。步入花甲之年后,戴逸繼續(xù)在鴉片戰(zhàn)爭前的清史領域中爬梳鉆研,主要把時間和精力放在清代邊疆開發(fā)上。邊疆的統(tǒng)一和發(fā)展是清朝完成的偉大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戴逸在清史領域耕耘了大半個世紀,國內清史研究終于有了自己的領軍人物。遙想當年,史學新秀戴逸被吳晗問及該怎樣開展清史研究并著手編纂清史,這猶如當頭棒喝,在歲月的長河里時時被追問。也由此,戴逸的眼前打開一扇繼往開來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夢想的傳遞,需要幾代人不懈的努力。在歷史的新時期,國家對清史研究的重視提高到日程上來。1981年,中南海鄧小平辦公室給中國社科院轉了一封人民來信,呼吁要求編纂清史,上面有鄧小平的重要批示。對此,中國社科院非常重視,專門...[繼續(xù)閱讀]